想念曾经，想念回忆，想念不来的岁月。可是，不论我怎样气喘吁吁，始终都赶不上岁月那轻盈的步履……
    1955年政治运动较多，毕业分配后10月份我才来到医院。记得很清楚，医院是用马车接我的，说医院有电灯、能洗澡。我也不是奔着这些条件去的，那个时代的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很坚定。当时医院已初具规模，有了很多科室，精神科技术上有三大件“胰岛素、氯丙嗪、电休克”。

　　建院初期，医院就拥有了一个管理能力较强的班子集体。他们能一心扑在工作上为医院发展努力，带出了一个奋斗、团结、互助的医疗团队。

　　1954年3月杨德森从湖医来，1954年秋李蕴从川医来，1955年秋张基陵从湖医来，我从北医来，领导对我们政治上、业务上关心、生活上照顾，安排四个人住邻近的单间宿舍，以便互相照应。当时杨德森如老大哥一般，处处帮助我们，并提醒我们抓紧自学。

　　医院鼓励杨德森学习巴甫洛夫学说，又培养杨为预备党员，1956年杨考取了其母校的硕士研究生，当时医院十分需要杨留下，但仍忍痛割爱，让杨回母校深造，至今杨都很感激医院。医院对李蕴爱护培养，再加上李个人努力，1958年李被评为全国五一劳模，去北京参加大会，59年李与熊才涛结婚后，医院又千方百计将熊由鹤壁调来。张基陵与尚久驹结婚后，医院又将尚从东北四平调来。我到医院不久，就让我担任病房负责人，这使大家感到革命大家庭温暖，都安心工作。

　　医院对下级医生、护士工作中出现差错、甚至是事故，能够根据具体情况处理，并且勇于承担领导责任，具有很高的领导艺术。职工有思想困惑，则用简单重要几句话指点迷津，但对重要错误思想则提出严肃批评。在医院领导带动下大家各尽其力，促成医院不断前进，成为国内省级医院中较好的医疗单位。

　　医院具有丰富的临床医疗及护理经验，善于学以致用与思考，能解决各种疑难问题。医务科长武林在百忙中坚持每天查一个病房，帮助病房医生解决医疗、管理上难题，遇抢救病人，总及时赶到病房指导抢救。那时，病房常出现胰岛素治疗中的“稽延性昏迷”或抗精神病药物所致“麻痹性肠梗阻”、“中暑”的患者，均能及时救治转危为安。69年有一位外院转来的女病人，入院检查发现眼巩膜发黄诊为“氯丙嗪所致的中毒性肝炎”、“剥脱性皮炎”，病情危重，在武林主任指导下，痊愈出院，一年后随访身体健康。其他少见病，如“癔病”、“肝豆状核变性”、“西汉氏病”、“胰岛细胞瘤”、“耳源性脑脓肿”均能得到明确诊断和正确治疗。医院初期医疗条件有限，但在我印象中误诊、误治并不多见。当时周围省份患者都来我院寻求治疗，还有华侨也慕名从远道来我院求医。

　　1958年，由李蕴执笔写了一篇题为“河南省精神病医院两年来开展工作疗法的概况介绍”，刊登在《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上；1978年“文革”后，我在南京参加全国学术会议，回院后又自学了韩济生著的《中枢神经介质概论》一书，编写了《中枢神经介质的进展》，先后在河南省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术会和河南省心理学会年会上做了汇报。神经内科赵向智作为第一作者写了4篇质量较高的论文，登载在《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与《中华遗传学杂志》上。其中，他首次报道并首次命名“急性一氧化碳中毒后迟发脑病”，现已被国内广泛采用。1988年8月，成俊祥、成自强、我、高网等四人参加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学术会议，成自强在分组上宣读论文，是一项延津县饮酒的调查报告。

　　一个普通的康复医院，逐步成长为一个著名的省级精神病医院，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那种荣幸、那种担当、那种快乐……真的无以言表。我生活在这个团结，奋进、向上、充满活力、朝气蓬勃的集体里。有一种感觉，就是很依赖这个集体。

　　照片说明：1985年北京举办心理卫生学习班
第一排：左五为李心天（我国医学心理学和神经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共产党革命先驱李达之子）
         左六为程玉麟（1932年留学美国波士顿，创建南京精神病防治院----南京脑科医院前身）
右三为苏秀芝